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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jiquan08的博客

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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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我生在旧社会,长在红旗下,与共和国一同经历了风雨坎坷。上13年学,教30年书。17岁支边去了甘肃建设兵团,转战河西走廊,经历13年的蹉跎岁月。30岁时,赶上了改革开放才上了大学。我的切身体会是: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而国家的命运又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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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马归建纪实(三十八)  

2014-05-12 07:45:48|  分类: 蹉跎岁月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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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昌马事件的从重处理

  昌马归建事件与云南知青暴动不同,与后来云南知青绝食卧轨的大返城也不同。在昌马归建事件中,最出格的事就是推车事件了。对军代表既没有搜身也没有缴枪,更没有打骂等行为。身体的接触仅仅是抓胳膊抬腿,把比较多的人塞进一辆吉普车里推走了。

  昌马环境闭塞,这里发生的事仅限于昌马一个狭小的地方,没有绝食、没有上访,所有的影响也就仅限于昌马内部,没有在外界造成任何大的社会影响。在深山峡谷中的这1000多人,其主要的活动范围都没有超出这个山沟。虽然也有代表到兰州办学习班,但他们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,基本上是处在封闭的状态中。这些人既没有上访、静坐,也没有上街游行,对外没有产生任何的不良影响,

  昌马事件的处理是朝着与云南暴动相反的途径解决的。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,结果是从严从重处理。凡事推车的人都受到行政处分,参加座谈会和整理《座谈会纪要》的人,都受到刑事判决。为什么会出现判一大批、处分了一大批的后果,分析其原因,主要有三:

 首先昌马的事不是很大。昌马既没有动刀、动枪,也没有静坐、卧轨,其影响力没有超过那个小山沟。正因为不大,所以没有惊动中央,没有国务院这样高层的干预,这或许是影响了事件公正解决的首要原因。因为在掌握政策和处理的尺度上,越是高层其水平就越高一些,对人的处理就更慎重一些。“尽快平息事件,但不准开枪,不准伤人,不准扩大事态”是国务院所定的处理问题的原则。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,很快平息了事件,取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结果。上级对处理结果满意是事态没有扩大,没有死人,问题处理的干净利落,没有后遗症。而那些“拿枪”的知青也很满意。有了那张证明就不怕“秋后算账”,因为在证明中他们特别强调了“拿枪”不是“抢枪”,而且是事出有因:“是老工人先打人,先开枪,知青们才拿枪自卫的”。这“拿”与“枪”的利害关系,大家都知道,明摆着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,因此至关重要。坚持写“拿”和最后写了“拿”,这等于给他们吃了个定心丸,解除后顾之忧。而有那一纸证明无疑成为知青的护身符,即便以后有人要“翻旧账”也可以确保平安无事了。其实,除非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,不然没有人愿意“翻旧账”的。

  事情闹大了,才好解决。云南知青的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而对昌马的支青来说,根本不想闹事,更不要说把事闹大了。

在昌马的五个连队中,由山东支青组成的有三个连队。虽然山东人的性格豪爽、做事有些鲁莽,但并不都如水泊梁山的绿林好汉一般为所欲为。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中,大部分人都觉得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都比较小心谨慎,没有人敢去碰阶级斗争的高压线。家庭出身不好的,更是夹着尾巴做人。所以在昌马的问题上,不论是连营领导还是普通战士,也不论是复转军人还是支青压根就没有把事情闹大的想法。基本上是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,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里,通过一定的程序、步骤,争取合理的解决。没有静坐、也没有绝食,因为根本就没有人组织。唯一有组织的一次,就是参加座谈会。那时根据局长和军代表的要求,以连为单位,组织推选出代表。像推车这样的事属于是自发的行为。自发的行为就像是散兵游勇,掀不起什么风浪、成不了什么气候的。这也是昌马的事没有闹大的原因。

  其次,是对事件的定性不同。什么性质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处理方法,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处理就截然不同的。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起来是比较温和的,而敌我矛盾的处理就比较严厉。现实中,很多在边缘上问题不是分的很明确,往往是在“推一推”和“拉一拉”之间。“推一推”就成了了敌我矛盾,而“拉一拉”就可能化解比较尖锐的矛盾。到底是“推”还是“拉”,完全取决于处理问题的当权者。云南知青即便是被称作暴动的武装对抗,也还是“拉”了一把,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。最后的结论是“组织上今后不得追究任何责任,不得给予任何处分,知青们保证今后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。”暴动事件处理的非常圆满,皆大欢喜。此后双方都信守约定,上面没有秋后算账的做法。知青们也没有继续坚持下去,给自己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他们的做法是识时务的,见好就收。他们在细节上是精明的、讲策略的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谈判实力和上面急于平息事态的心情,这才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坚持要的那一纸证明,白纸黑字,以防空口无凭。因为那一纸证明就是上面对事件性质的表态和事件的处理决定。“组织上今后不得追究任何责任,不得给予任何处分”。不得追究任何责任,不得给予任何处分,就是没有任何处理的处理,

昌马归建的事就是被“推”了一把,推到了阶级敌人一边,被当做阶级敌人来镇压的,这是处理云南知青暴动和昌马事件最本质的不同。兵团所属的兰州军区,兰州军区最高领导人是军区政委冼恒汉,他是文革中的红人,时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,掌握地方的党政军大权,他的态度至关重要。在处理昌马的问题上,他说过,蒋介石800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,不信还治不了这1000人,他的一句话就把支青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了。鉴于前次派出工作组失利的情况,提出如果第二次还派不进去的话,就要进山剿“匪”了。他的态度也决定了具体执行者军宣队、工宣队的态度以及兰州军区军事法庭的最后判决。具体在对昌马的处理上,就是本着坚决打击,从速从重去做的,对阶级敌人没有人会手下留情的。

  幸亏第二次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了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  如果云南的事,发生在昌马,恐怕早就被剿灭了。尽管他们手中有武器,只要解放军一出手,那些孩子还不早被打成筛子了。所以,持枪的知青对于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说,是不堪一击的。他们没有被剿灭、镇压,是因为根本不想用武力剿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军管后的昌马,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火。对此有人曾放出狠话:如果真查出来有人放火,我们要杀人了。

  昌马事件不是平息事态而是把小事放大,上纲上线,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。如在球场上,听军代表传达昌马下马的决定,时间只有1个小时,根本算不上“围攻”。奉命开的座谈会和整理的座谈会纪要,只是申明不归建的想法和理由,不论对不对,都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提出来的,是民主气氛下的畅所欲言。更何况会上并无任何过激言论,更不要说反动言论了。《座谈会纪要》被定为“反革命纲领”,昌马事件成为“有纲领、有计划、有预谋的”反革命事件。在受到刑事处罚的罪名中,主要是“反对归建”,反归建就是反革命。既然定性是反革命,那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会毫不留情的进行镇压的。判刑人数之多、判刑之重,在国内是少有的。

  最后是在知青和军代表、军管会之间,有没有从中沟通斡旋的关键人物,直接影响着事件的解决。云南知青尹俊屏在整个事件的平息中起了重要作用,在对抗的双方作为一个缓冲地带,对于矛盾的化解不可或缺。而昌马缺乏这样的有一定地位、说话有影响力,而且为双方着想的人物。昌马能够有发言权或有影响力的人,无论是军方还是支青都在站在各自的立场上,形成截然对立、对抗的局面,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。如果非要找一个这样的人,其不一定必须是知青,比较符合条件的应该是昌马工程局的领导,如局长。为什么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,是因为他虽然是昌马工程局的领导,但毕竟不是来自兵团,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。工程团的人作为他的部下,虽然来昌马时间不长,彼此有一定好感,在双方的谈判中既有一定分量也相对比较超脱一些。实际上,在解军代表之围和召开座谈会上,局长就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只是后来军方态度的强硬和支青的坚持,他已经不能掌控局面无能为力了。而支青与工作组、军代表的直接对话,忽视了他所能起的作用,最后退出了是非的漩涡,也应属无奈。

  李局长作为一个好人、好领导,还是为支青们做了一些事情。不能要求他像那位云南知青一样,为同为知青的战友赴汤蹈火、全力以赴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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