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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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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我生在旧社会,长在红旗下,与共和国一同经历了风雨坎坷。上13年学,教30年书。17岁支边去了甘肃建设兵团,转战河西走廊,经历13年的蹉跎岁月。30岁时,赶上了改革开放才上了大学。我的切身体会是: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而国家的命运又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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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师的老黄牛——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  

2014-01-30 08:19:01|  分类: 人生感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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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师的老黄牛——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- youjiquan08 - youjiquan08的博客

 我的父亲游源修是四川人,1914年生于彭县,现在改为彭州市了。1947年,他随齐鲁大学回迁来到山东直至1985年车祸去世,因为各种原因再也没有回过四川。父亲在山师工作了30多年,是山师的老人了,也是被称为“山师老黄牛”的人。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,为父亲写点东西,是表达我对父亲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的最好方式。

我的父亲和大多数四川人一样,个子不高,瘦瘦的,只有162厘米的身高,体重最多时也没有超过100斤。 少小离家老未归,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,他来山东近40年,一直是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。父亲年青时,模样长得眉清目秀很些书卷气。他的头发总是梳理的非常光滑,就像他做人一样一丝不苟。他给人的印象是个从不多言多语,总是低着头、匆匆走路的人。1952年,全国院系调整的时候,父亲从齐鲁大学调来山师,除文革时期外,他基本上都在教务处工作。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,因为历史问题,作为“牛鬼蛇神”被关进了“牛棚”。之后,又到五七干校劳动。1968年,历史问题被甄别,被分到物理系,文革后又回到教务处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一、教务实干家

 

父亲人是老实人,工作踏实,非常敬业。在工作上,交代他办的事无论大小都是认认真真去做。旧社会过来的人,大部分都很认真、敬业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饭碗。解放后,虽然都成为公家的人,捧上了“铁饭碗”,依然要认认真真、兢兢业业,踏踏实实地工作,并不是有多高的觉悟,而是做人、做事要凭良心,要对得起给自己的那份工资。父亲没有读过几年书,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,虽然他不是教授,但他是专家,是全院课程表和教室安排的专家,教务实干家。

从齐鲁大学到山师,他从事的都是教务工作。在齐鲁大学时,他在注册科工作,做的主要工作是学生的注册和学校的课程安排。学生入学和毕业时都要登记造册。那时,因为学生不多,所以学校全部的毕业学生都在一个花名册,上面有籍贯、年龄和所在的学院和系科。到山师教务处后,他还是做这些工作。每年新生入学后,他都要按拼音字母的顺序编制全院各系学生的花名册。编制学生的花名册不是个技术含量高的活,不需要太高的技巧,但却是个很细致、很麻烦的活。学生毕业时,毕业证书是他填写的,所以几乎每个学生的名字都经过他的手,至少写过两遍。他的毛笔小楷写的非常工整清秀,就象他人一样板板正正、规规矩矩。在他填写过的成千上万的毕业证书中,就有我的一张。能为自己的孩子写填写一张毕业证和学位证书,这是非常难得的事。我想,他在山师工作了一辈子,这恐怕是最让他高兴的事了。对我来说也是一样,我的毕业有了父亲的字就更加有意义和珍贵了。比较遗憾的是,我们78级因为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发的晚,到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全部写完。

文革前和70年代末,我们上学的时候,全院公共课的课程表和教室的安排是教务处的工作,这件事是由我父亲一个人负责。全院公共课的课程表和教室的安排是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,需要全盘考虑、妥善安排,较高的驾驭能力。父亲是个有心人。由于他多年从事这项工作,对各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。全院每个教室的大小、各任课教师的情况都装在他的心里。在多年的工作中,他自己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。老教师起得比较早,他们的课,可以排在一、二节。而有的青年教师经常熬夜,早上起得晚,不太喜欢一、二节,可以尽量往后排。不仅是年龄上的考虑,就连接送孩子的因素都考虑到了。开学前排课表的时间,是他最忙的时候,经常需要加班。那时,加班是没有加班费的。每学期开学前,经过不断协商调整做好的课表发到教师手里后,还会有一些变化。因为个别教师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需要再次进行调整。这时再调整难度就非常大, “牵一发动全身” 因为牵扯的面大,很难协调。不是时间不合适就是教室不合适,要做到教师、教室和时间都合适非常不容易。所以安排教室和课表不仅是费心费力的事,而且还需要很高的协调能力,无论多么难他都会尽量使每位老师都满意。这些工作他总是很认真地做着,年复一年,把一切都安排地严丝合缝,从未出过纰漏。把一件平凡的事情做好,就是不平凡。把一件事情研究深、研究透,做到最好就是专家。

对分内的工作,他能做得很好。对不属于他的工作,他也尽力去做。例如,开学前教室的打扫是由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做,他只需要拿着教室钥匙负责开门。但这一阶段,他经常是穿的很干净的上班,满身灰土地回来了。问他怎么搞的,怎么弄的这么脏?他说:“唉,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光拿钱不好好干活,打扫得一点也不干净。”他看不下去就他自己动手打扫。看着瘦弱的父亲那疲惫的样子,真的很心疼他。他就是这样,宁可自己多干,他不会向领导反映的。

父亲由于工作踏实能干,赢得了大家的尊重,被誉为“山师的老黄牛”。在他去世前,山师的校报记者专门对他进行采访,写了有关他的一篇报道。人们对他工作的认可,使他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。更让他高兴的是,他已经被作为入党的发展对象,组织派人找他谈话、让他写申请书了。我们家这时只有我弟弟一个党员,弟弟是他的荣耀。虽然生前没有完成入党的心愿,但他能作为入党发展对象,也是使得他很开心事。他去世前的一年多,是他这辈子心情最好的时期。

父亲是非常固执的。口音问题不是什么主要的事情,关键在于他认准的事别人是无法改变的。在阶级斗争年代,因为他固执的坚持给我们家带来不少的麻烦。本来他的历史已经是比较复杂的了,但他还为自己加上不相干的关系,使关系更为复杂。例如,在他填的履历表中社会关系一栏里,把解放前和他一起共事的朋友也填上了,他认为社会关系就是在社会上与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,所以朋友也就是他的社会关系。在解放前,他的那些朋友不是国民党,就是三青团。解放后,有的去了美国、台湾,他们就成了我们家的海外关系。在70年代中期,我的入党问题,就是因为有海外关系,被拒之门外。当时群众评议中,我的呼声是很高的,但最终没有被批准。我感到非常不解,为什么呀!为此,我去找连队支部书记,他说你有海外关系,无论我怎样申辩也是无济于事。我的怨气转向了父亲,我抱怨他不该乱填,影响到我入党。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,他在社会上的同事、朋友就是他在社会上的重要关系。唉!真是跟他说不清楚。

在文革期间,我们家被抄了两次。因为家里很穷,东西很少,没有什么东西可抄。但那些造反派抄的很仔细,连镜子后面垫的纸也被翻了出来,那是些过去的一些旧报纸。当时家里有手摇留声机和5、60张3、40年代的老胶木唱片。其中有周旋、赵丹、蓝苹等人唱的流行歌曲,如《马路天使》、《王老五》等,也有《大路歌》等进步的歌曲。在批斗他时,让他站在桌子上,脖子上挂着那一摞唱片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事,是留声机被批斗他的人说成是可以发报的特务工具。真是罗织罪名、无中生有,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那是一个多么荒谬、多么可怕的年代,人竟疯狂、愚昧到了没有人性,丧失理智、信口雌黄的地步。父亲被批斗的情景我没有亲眼看到,但是可以想象得出:一个瘦小的老头,低着头,脖子上挂着一摞唱片站在桌子上,那穿唱片的细绳已经深深地嵌进了肉里,桌下站的是那些喊着口号、自认为是最“革命”、最狂热的人们。事情虽然已经过去40年了,现在想起来仍然觉得心痛。在我父亲受批判、最痛苦的时候,我弟弟们没有站出来揭发、批斗父亲,这是让他感到欣慰的地方。在文革中,家庭中的温情被阶级立场、阶级斗争所取代,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或为了自己的安全,夫妻之间、父子之间、朋友之间的出卖、揭发,在革命的名义下成了正当的、冠冕堂皇事情。而亲人的揭发是最具杀伤力,甚至是最致命的。在所有批判者当中,父母亲对自己子女的批判是最不能容忍的。我们邻居是一位留美的博士,他和周培源是同船从美国归国的。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,他的儿子因此不能加入红小兵。儿子为了加入红小兵积极表现,在他挨批斗的时候,打了他一个耳光。这一记耳光,他一直耿耿于怀,一直到死都不肯原谅他儿子。生前他把所有的图书和积蓄都捐给了学校,什么也没给孩子留下。那孩子把他父亲的心伤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、父亲的历史问题

 

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,其实原本是不存在的。当年,他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当一名上士文书,蒋介石收编四川地方军阀,部队被中央政府收编,成为国军。地方军队加入国军是需要有一个宣誓仪式,表示效忠党国。宣誓后,连以上的军官就算是集体加入国民党,发给他们国民党党证。那次宣誓仪式,是在成都城隍庙举行的,父亲在连队留守,并没有参加。但是自那以后,他就误认为自己也加入了国民党,是国民党党员了。所以解放后,所有填的履历表政治面貌一栏中,都是填国民党党员。文革期间他在劫难逃。在开始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的时候,他因为历史问题被揪出来,关进“牛棚”。在“牛棚”关押期间,他一方面要交代自己的问题,另一方面还要回答外调人员关于其他人的问题。对外调人员提出的问题,也不受别人的诱导,而是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据实相告。问题有就是有,没有就是没有,决不能胡编乱造、投其所好。不仅如此,他对他的那些朋友是信任的,已经自顾不暇的他还敢拿脑袋担保别人。在揭发告密盛行的年代,他的迂腐、顽固也可见一般,为此挨了不少打。皮肉受苦倒还是其次,因为他的“顽固不化、死不改悔”,被从严处理。在山师举行的宽严大会上,他被当场宣布:开除工职,遣返原籍。这意味着我们全家要离开济南,回四川老家了。实际上,我母亲已经在准备带着两个弟弟走了,只是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件事,遣返的事才没有实行。在与父亲同时被宣布从严处理遣返的人中,有中文系的一位姓赵的老教授。他们老两口年纪大了,身体也不太好,担心回农村没法生活,所双双服毒自杀。虽然他们没有死成,但出了这样的极端的事,遣返的事就搁置下来,所有被遣返的人也就都没有走成。老教授以死进行的抗争,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。

 文革中,专案组跑了大半个中国,通过内查外调,终于搞清楚了,他不是国民党员,国民党的问题给甄别了。他所在的部队在四川解放时,在杨森率领下起义。这个由他自己背上的“黑锅”,终于卸下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 三、任劳任怨的老黄牛

 父亲在山师工作了30多年,从未长过工资,这在山师是绝无仅有的。工资尽管不长,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工作,就像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。

在齐鲁大学时,他的工资是400斤小米,院系调整时,他的工资是81万元。解放初期,纸币面额很大,1万元其实是1元钱。到山师后,根据他现有的工资,确定了他的行政级别,定为行政17级,是主任科员的级别,这个级别的工资是83万元,所以父亲的工资从81万元到83万元,长了2万元。他仅仅是拿这个级别的工资,没有行政职务也就没有相应的待遇。我父亲常说,我这83万,就像是曹操的83万人马。但好景不长,到1953年就成了83元了。1953年,国家发行了新版人民币,面值1万元的改成1元。此后83元的工资就压根没有动过,一直到他退休。这是因为他的工资相对较高,每次长工资都没他的份。另外,他作为职员只有级别而没有职务,他虽然老老实实,勤勤恳恳地干工作,但是缺乏领导才能,他只得到重用而没有得到提拔,没有长工资的理由。

 全国第一次大范围地调工资,是在文革以后的1979年。父亲没有赶上长工资,因为1977年他已经退休了。那时没有严格的退休制度,他可以不退的。但他为了让远在边疆兵团我能够顶替回来,才决定退休。办顶替的程序是先办退休手续,为此他1977年底退休。但因为各种情况的变故,也是我的运气不好,没有顶替成,父亲也失去了长工资的机会。退休时,他工作的年限不够30年,退休的工资只有原工资的80%,拿60多元。虽然1948年济南解放时,齐鲁大学已经被解放军接管,但仍然还是私立大学,不算工龄。所以父亲的工龄是从1952年院系调整后才开始计算的。齐鲁大学实行聘任制,如果工作得好下一年继续聘用,就一定给加工资,这是对工作的肯定。父亲在齐大工作的那几年里,每年都长工资。父亲退休后,其实是退而不休。他继续做他原来的工作,拿20多元的补差。后来,有些地方提出8块钱一天聘请他,但他不去。愿意在山师干,钱少也愿意。这其中除了他对山师的深厚感情之外,还有一个原因是要看着我在山师毕业。不善言辞的父亲,甘愿为子女去做一切事情,我能上山师是很令他骄傲的事。

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”,1978年没有顶替成之后,我考上了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,该校在1958年前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6所重点高师院校之一。第二年,我从甘肃师大转学到了山师,到我毕业的时候,山师也已经升格成为师大了。我们父女俩都有难以割舍的山师情缘,父亲在山师工作了一辈子。而我一辈子也与山师密不可分,小学是上的山师附小、中学是上的山师附中,大学能上山师是我最为幸运的事。

父亲是一本让子女永远读不完的书,我写我的父亲,不仅是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,重要的是对自己的反思、反省,以求得内心的安宁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 2014-1-30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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