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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oujiquan08的博客

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我生在旧社会,长在红旗下,与共和国一同经历了风雨坎坷。上13年学,教30年书。17岁支边去了甘肃建设兵团,转战河西走廊,经历13年的蹉跎岁月。30岁时,赶上了改革开放才上了大学。我的切身体会是: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,而国家的命运又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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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教师(一)  

2009-11-16 10:35:46|  分类: 教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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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两天,我在圈子“三尺讲台”上看到一个讨论题目:“如果可以再选择,你还当教师吗?”在回复中,很多人答案是否定的,因为教师的劳累、清苦、地位低。当然也有继续选择当教师的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我这辈子教过小学、教中学和教大学。我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,因为站在讲台上,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我。我喜欢和学生在一起的感觉,因为我的人生价值是通过学生来体现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一)教小学

 
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,一切工作开始逐步走上正规。我是1977年1月,开始到我们连队子弟学校当老师的。在这之前我走过很多地方,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。因为我们工程团是修水渠、盖房子的,所以哪里需要哪里去。1965年,我们连队从甘肃武威黄羊镇开始,一直向西:张掖、玉门昌马河。1970年,昌马河“归建”事件后,我们连队被拆分了。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武威黄羊河,分到了农场14团的十几个连队。我分到了农场三连,在连队也干过许多活:保管出纳、炊事员、食堂上士、科研小组等。那时,我们连队子弟学校有4个年级,1-4年级。配有4个老师,“一个萝卜一个窝”。因为4年级的老师回城了,腾出一个“窝”,我有了机会。当时我有两个选择:或是连队文书或是老师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老师,教4年级。

学校就在连队主要道路的旁边,没有院墙,就一排7、8间的平房和一块空地,那就是操场了。在学校的各个班级中,4年级的学生人数是最少的,只有16人,大部分是当地老职工的孩子。因为知青的孩子大多比较小,他们主要在低年级。我们班上只有一个知青的孩子,段红红。她父亲是济南知青,但不是我们工程团的。我们是1965年5月济南第一支边的,他们是年8月来的,直接分在了农场。4年级的教室也是最小,只有一间房,其他班级是两间的。学生上5、6年级的时候,就要走几里地去场部学校上。所以,4年级是我们这里最高的年级,也是最调皮的一群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学校组织4个年级的学生去拾麦穗。各个班开始的时候,是排着比较整齐的队伍向大田走去。这时,畜牧上有一群马和驴也刚放出来,撒欢地跑着。当经过我们队伍的时候,其他班级小心地避让,队伍依然整齐。但我们班的男孩仿佛是受到感染,也随着马和驴撒欢地跑了起来。他们跑着、叫着、笑着。看到他们的样子,我也忍俊不住笑了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,别的班队伍还保持着原样,我们班全乱套了,这让我太没面子了。于是,我大声地喊着,维持着秩序,但局面已经失控,我的声音被孩子们的声音淹没了。这件事让我很生气,后果比较严重。在第二天是体育课时,我决定好好训练训练他们的队列。所以没有安排其他的活动,而是让全班的学生排着队、唱着歌围着操场转圈。开始队伍也还整齐,歌声还算嘹亮。但坚持了没多久就又乱了。他们开始出怪模样、怪声,我又被他们逗笑了。唉!遇到这么一群孩子也真拿他们没办法,只好作罢,我的训练以失败而告终。

我们小学有4位教师,学历最高的是延老师,他是青岛知青,高中毕业后,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没有考上大学。学历最低的是我们连长的老婆,小学没毕业。连长说,我老婆生了那么多孩子,年级也大了,干不了别的,就让她上学校来吧。她教2年级,因为她觉得1年级不好教,3年级教不了。另外一位老师是淄博的知青,教2年级,她和我一样是初中毕业。我们老师实行的包班,即担任这个班所有课程的教学:语文、数学、自然常识、音体美。应该怎样教学,没人告诉。安排你去教学,就像是安排别的活一样,去干就是了。上一任老师留下了教案,我可以比着葫芦画瓢。当时,有些最基本的术语我都不懂,如教案上写着的“板书”,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那时,我想不管用什么方法,只要能教会学生能写能算就行。由于我受苏联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的影响,也想做一名像瓦尔瓦拉·瓦西里耶芙娜那样的人。如果没有恢复高考,我也许就扎根边疆一辈子,做边远地区的小学老师了。

在各科的教学中,虽然充满着许多困难,但也有许多的乐趣。在珠算的教学上,我可是有基础的。这倒不是因为小时候学过珠算,而是当了一年的保管出纳,打盘是跟北京下放老会计孙慕韬学的。自打我教了珠算,时常会想起我小时候学珠算的情景。那时候,教我们珠算的管事务的一个老头,他年纪大、脾气好,再加上我们都不喜欢珠算。所以,上珠算课的纪律是最乱的,考试我们胡乱写几句口诀。现在我当老师了,学生别想糊弄我。音体美是学生喜欢学的,也是我喜欢教的。因为上音乐课时,是我们都最快乐的时刻。我们的音乐课,就是叫学生唱歌。我们学校的脚踏风琴还是我主管学校时候,写申请、打报告,并去武威城购买的。刚买回来的那天下午,我和学生都很兴奋。风琴刚搬进办公室放好,我就迫不及待地弹起来。我因为跟我们连的文书老高学了几天手风琴,所以能凑合着弹两下。我弹琴,学生唱歌,我们弹着、唱着,以至于我的颈椎受不了了,脖子、肩膀疼的厉害,就让学生给我使劲捶,我们是边捶边弹边唱。我们唱的最多的歌就是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,因为大家都会。音乐课没有课本,体育课是教材的,那本《小学体育》真的帮了我许多忙。我从那里知道了踢足球的脚下的动作还有这么多的道道:可以用脚面、脚的内侧、外侧、脚后跟踢。我照着本子教,给学生做示范,学生照着学,踢的很带劲。现在我还记得教垫上运动前滚翻的那次示范,动作要求我说的头头是道,前滚翻后抱腿站立。但示范时,我翻是翻过去了,但直接躺在了那里,引的学生大笑,我自己也笑了。这次没做好,我再来一遍,这遍还好,起来了。我教的美术课,仅限于画个苹果、葡萄、房子之类的,如果真有绘画天赋的学生也让我耽误了。在学校的那段时间,还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:那就是早上带领学生跑步。每天5点多钟,只要学生在宿舍门外轻轻喊我,我就会一骨碌爬起来,一点也赖床。我们沿着大路、林带,朝着东方迎着初升的太阳跑着。远处的祁连山雪山看的非常清楚,仿佛离我们很近。但这里的老乡说“看山跑死马”,因为戈壁滩上的视线很开阔,没有什么遮挡,所以看起来容易造成一种错觉,以为是很近的。实际距离其实是很远的,如果要走到那里需要2、3天的时间。戈壁滩上的日出特别美,一点也不亚于泰山顶上看日出。清晨的空气很清凉,我们经常能看到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。孩子们像那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,我也觉得自己很年轻。那些日子、那景象,至今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。因为有学生的督促,我们坚持了有3个多月的时间,那是我坚持的最长的一次晨练。后来,因为放假和探亲等原因就停了。文革后,教育这个重灾区有许多事情需要拨乱反正,需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,提高教育质量。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教师,针对大部分教师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的情况,团里利用寒假时间对教师进行集中培训。这种培训虽然时间短,但对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有一定作用的。以后又组织教学检查、观摩,促进了教学经验的交流。1978年5、6月份,我还参加过团里组织到各营和连队子弟学校的教学检查。我对团里的三营印象很深,因为那个营是在民勤,腾格里沙漠的边缘。以后每当我看到有关腾格里沙漠或民勤的报道时,都会想起那里。

当时之所以能走出去看看,是因为我已经不当班主任包班教课了。这事要想说清楚,还得从我父亲退休说起。1977年底,为了能让我顶替回城,我父亲退休了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。1978年春节我回家探亲,超假了。学校开学时,又找了个老师。等我回去后,没有安排别的工作,仍然在学校。这样就成了“5个萝卜,4个窝”,多了我这一个“萝卜”,也不能闲着,就把全校的音体美课都担下来。这样能分担其他老师的负担,我也有活干。这段时间,是我在兵团的最后阶段,也是最忙的阶段。因为,我在准备紧张的高考。之后我顺利考上大学,离开了农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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